两面游离

      午夜时分，我正窝在床上看书，手机突然响了。是表哥的短信，只有四个字——“你在干吗”。我很诧异，以往表哥很少发短信，而且怎么又是在这样子的午夜时分。
      我回了一条，“我没干吗，你有事情吗？”我刚发完，就后悔了，内心一阵歉疚。城市程式化的生活真是让人变得越来越机械了。就算是没有事情，兄弟俩儿随便问候问候不行吗？正当我准备再回一条短信解释一通之时，表哥的短信又来了。这次，是十一个个字——“我们吵架了，我在街上游荡”。
      不消说，“我们”是指他和他的妻子。其实，表哥和妻子经常吵架我从妈妈那里偶有耳闻，但是真正从表哥这里得知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追根究底探询吵架原因的欲望。从自尊心极强的表哥口中说出这样子的事情，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东西。
      北方深秋的夜晚一定是凉风袭人，寒意沁骨。想着表哥一个人孤零零的佝着背，一手拿烟，一手裹衣的样子，我的鼻子就禁不住一阵发酸。从前都是这样子，有心事的时候，烟是表哥的道具。我怔怔地看着手机上的短信。其实手机屏幕上的背景光早已经熄灭了，什么都看不见，然而回忆却在这一刻清醒了，我一直都觉得自己离成长的地方那么遥远。现在我才知道，其实我一直生活在那些地方。比如今天，就一条短信，十一个字，我的心就又回去了。
      表哥是舅舅的第三个儿子，比我大三个月，我们都属于70年代生人。我小时候基本上多半时间呆在舅舅家里，说我们是看着彼此一起长大的一点儿也不言过其实。70年代生人的童年基本上还是以穷为背景。但是对孩子来说，穷又有什么关系呢？穷一点儿都不能削弱童年的乐趣，更何况大家都穷。再看看我们的玩具吧，几个好看的玻璃球，一个生锈的链子枪，一把土里土气的弹弓，就足以让生活充满羡慕的目光。
      当然乐趣之外，还有苦趣。这个不消说，就是老师挂在嘴边的单调贫乏的教育方式。老师说了，只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能被归结为好孩子那一类。家长的话跟老师统一了口径，几乎记性最差的学生也能模仿他们着背出一段训人的言论。
      表哥却偏偏不是好孩子那一类人，不仅学习差，而且爱跟人打假（撩开我脑门上的头发，还留有一个表哥打架时留给我的伤疤），整天带着一帮孩子惹是生非。在家里，他更是仗着自己的年纪小，动不动就耍性子。舅妈曾经用八个字来概括表哥，那就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而且，舅妈曾经不止一次地用一个个论据来论证这样的一个结论。说有一年忙收，三伏天，全家人都在麦场干活，渴得不行了，让十三岁的表哥回家去弄点儿凉开水。从麦场到家里不过三分钟的路，结果大家等了两个小时还没有见到表哥的人影。舅妈终于等不住了，回家去看。结果一回家就看到表哥开着电视，侧躺在炕上，一手撑着脑袋，见了她的第一句话就是：“妈，今天电视台放霍元甲，好看。”
      另有一次，大表哥从外地带回来一串香蕉，放在桌子上，全家人还在外边说话，表哥就偷着把香蕉吃光了。完了还跑出去对大家说：“你说我们家要是在香蕉园里面多好，我就可以天天吃香蕉了，香蕉真好吃。”
      可是即便如此，表哥仍然是我崇拜的对象。据说人和人的交往，最初认识的时候是靠彼此的欣赏，甚至是崇拜，我深以为然。其实，我根本不想当父母要求的那种循规蹈矩的好孩子。我很想跟表哥一样，弄点儿发蜡，把自己的头发抹得油光发亮；想有一套表哥那样子口袋在上衣里面的衣服，这样子就可以一手拉开衣襟，一手潇洒地掏出零钱来；也想走路的时候学表哥双手插在裤兜里面，扬着头轻松地吹着口哨。可是，我怎么学都不象。我曾经偷偷地拿着表哥的发蜡抹在自己头上，结果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头发一丛一簇的刺猬；我也趁着表哥不在家的时候穿着他的衣服，结果瘦小的我简直就象一副衣服架子，嶙峋地撑着宽大的外套，怎么看怎么别扭；我还一个人的时候模仿表哥走路，结果怎么使劲都吹不出响亮的口哨，而且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手还来不及从口袋里面抽出来，结结实实地摔了一个“狗吃屎”。

    图书馆真是一个好地方，无聊的时候，我最喜欢来这里。比起外边的纷纷扰扰，这里安静得近乎肃穆了。一排排的书，高高低低，堆积出了一种厚重的气息。尤其是那些经过岁月洗礼的书，封面早已破烂不堪，或者被后来粘上去的牛皮纸取而代之。它们带着年代久远的霉烂气息，页面泛黄、纸质变脆，掂在手里简直就是一片秋天的叶子，怜惜得近乎让人心疼了。

    当然，现实的浮躁也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了这里。比如，在一栏一栏的旧书中常常会突兀地夹进几本新书，封面或大红、或大黑、或各种颜色鱼目混杂，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试图造成一种吸引眼球的视觉冲击效果。但是，如果你有耐心，除去表面的浮华，你还是能去芜存菁地找到适合你口味的东西。无论是怎样的书，对于作者而言，能够坐下来写一本书，我相信他们是有定力的，起码写书的这段时间是。只是现实太过快餐，不得不迫使他们改变包装以求得自身的生存，从而早就了一种不伦不类的矛盾融合——表面的浮躁与内心的沉静。

    事实上，这种虚假的包装是毫无必要的，喜欢书的人就是喜欢，不喜欢书的人就是不喜欢。比如，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他现在连坐下来看一整部电影的耐心都没有，更何况一本书。对这样子的人，包装又有什么用？只不过是对牛弹琴，书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堆没有来由的纸张罢了。这样说，委实也让我自己汗颜不已。扪心自问，我是真的喜欢书吗？其实不是。那么我又是为什么会喜欢这里呢？我也不清楚。也许是想找一种寄托，对于生活和未来的寄托，哪怕是虚无飘渺的寄托。

    比如今天，在捱过了导师一个小时的教训批评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又逃到了这里。我的导师对待学生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严厉的有些不近人情，每一次跟他的见面对我来说都成了一种煎熬。这样子的局面常常使我在见面之前局促不安，心灵备受折磨，甚至几个夜晚因之失眠。看吧，用朋友的话来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没出息。有什么办法？

    我随手翻起一本书，是卢梭的《忏悔录》，翻了几页，发现字里行间都透漏出一种行云流水的优雅和豁达。很难想象，这个伟大的人物如何就从一个出身平凡、长相平庸的流浪汉成了一个思想家。而生活对我来说，意志却总是在一天天的繁琐小事中被蚕食。其实，我跟卢梭不一样，我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当一个平凡的俗人。但是平凡的人每天也要被生活逼迫着做很多不情愿的东西。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生活模式突然感到厌烦，很想让自己的脱离一下所谓“正常”的轨道。当年卢梭忍无可忍的时候，选择了离家出走，我也想试图效仿一下他。

    窗外正是上海一年之中最“贱”的雨季，天地灰蒙蒙地成了一色。雨水借着风势，交织在一起，就像我此刻的内心，很多东西凌乱地飘在没有颜色的天空。像我这样子一直循规蹈矩生活着的人，离家出走，说说都底气不足。再说，如果哪一天我突然消失了，父母会怎么反应？这些事情想想就让人害怕。看，我的没出息劲儿又上来了。那么除了离家出走，我还能怎么样呢？以我的个性，要想在短时间内做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性格的改弦易张。

        这个春天真是来得一波三折。连着几天阳光明媚的春意盎然之后，寒风夹杂着冷雨又不期而至。
        我的朋友的爱情也遭遇了春寒。午夜被他一阵辗转反侧的叹息声惊醒，也扰动了我潜伏深处的某根情感神经。
        窗外的风刮得很大，呼啸尖利，隳突东西。风携裹着雨，啪啪地击打在窗户玻璃上，打出清脆的声响。户内是两个极力平稳住呼吸、担心打扰彼此的人。过了不知道多久，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快？
        这一句话就像包裹了苦药的糖衣片，一下子梗塞在了我的喉头。顷刻之间一阵苦涩，久久难以平静。
        生活总要这样于无声处听惊雷吗？
        前两天，突然接到了分别十几年的高中同学的电话，说他来上海了，就住在徐家汇旁边，想见老同学一面。
        放了电话，愣了一下。这个朋友以前曾经为了一己之私背叛了友谊，跟我彻底断交了好多年。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当时那么决绝的他竟然放下面子再跟我见面。
        说好的时间他提前去了，站在约定的地点，一脸笑容地看着着急忙慌的我。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走路的时候有些一瘸一拐。我问怎么了，他说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摔伤了。我的朋友高中的时候就是校队的主力，篮球打得一级棒，没有想到工作了这么多年，他还能保持这个爱好。
        他笑着说我走路都这样子了，你能不能给我叫辆的士。我说当然没有问题了。于是叫了一辆的士拉到饭馆，一阵天南海北，胡吃海喝，不过胡吃的都是他，海喝的都是我。让我有些不解的是，曾经作为“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楷模的他那天竟然滴酒不沾。
        在他跟我絮絮叨叨的叙旧中，过去的事情又一件件复活了。他又说了一些朋友的近况，感慨了一番生活的变迁。
        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的手，眼泛泪光地说：小弟，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啊？这个动作有些唐突，我一时间懵了，犹豫的一刹那，他已经走远了，背朝着我挥着手。
         一瘸一拐的身影。
        从饭馆回来的路上，又接到短信，说：小弟，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这么多年的负疚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其实我这次来上海是看医生的。我已经跑了五家医院了，检查的结果都一样，说是腿骨生长错位，需要换膝盖骨，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的腿会变成这样？医生不让我喝酒，其实我今天是很想跟你一起喝两口来着，但是我担心喝坏了自己，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不敢想象他是带着怎样的表情发这样子的短信，就像我现在躺在黑暗中，无法知道我的朋友是带着什么样的表情发出那一声沉重的叹息。
        在强大的命运力量面前，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所以我们都需要相互扶持。只有经过了这短暂的春寒之后，才会是真正的春天。

朝遇夕了散流星，

两幸三生浮世情。

一触心动难却俗，

南柯一梦忘苏醒。

        又到年关。
        说到关，总是抽象成为重重障碍，需要努力跨越的一种东西。
        童年的年关就是洗澡。在农村洗一个澡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零下十几度的低温，使得洗澡完全变成了一种遭罪。脱掉热乎乎的棉衣置身于寒冷中，还真是需要一点儿毅力，尤其是对于孩子。这个时候，不是不想洗澡，是不敢。然而，到了年关，就得洗澡，总不能把污垢也带到新的一年去吧。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挑了满满的一缸水，拨开厚雪积压的柴堆，一抱一抱地弄来柴禾，然后就费力地拉着风箱烧了起来。炉膛里面火光红彤彤地映红了脸，一会儿的工夫，水气就氤氲着冒起来了，一揭开锅盖，热气腾腾，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不那么可怕了。我和弟弟把沉重的铁盆抬进房子，再把拔开风口的蜂窝煤炉子放在旁边。
        热水一倒进铁盆，房间里面的一切就笼罩在水气当中、变得朦胧了。小心翼翼地脱下笨重的棉袄棉裤，轻轻地把水撩在自己胳膊和腿上，娇气的皮肤承受不住意外的热水刺激，顷刻间变得通红无比。然而，久违的轻水洗尘的怡爽持续不到一刻钟，寒冷就从四面八方突袭而来，牙齿冷得格格地响，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这个时候就需要不断不断地续添热水。等到洗完一个澡，盆子里面的水已经快要满出来了。
        终究了挺过了一个年关的难题，人一下子变轻松了，脚底下一利索，人轻盈地快要飞起来了。退下的脏衣服要等着妈妈来洗，而新衣服则要等到大年初一的早上再穿。于是，一个村子里面的小朋友，清一色的黑色棉衣棉裤，追逐打闹，互相嘲笑着彼此棉衣上的破烂的棉絮以及开缝的裤裆。
        这就是我童年的年关。
        后来，镇上有了澡塘，一切都方便多了，村子里面的人到了年关都要成群结队地去洗澡，于是年末的一句话从平时“你吃了吗”的问候语转变成了“你洗澡了吗”。的确，一年的劳累都在年终的那一次洗澡之中消失殆尽了。
        生活还在继续，年关的内容随着时间也增加了很多，洗澡似乎也慢慢淡出了，成了不言而喻的必要。
        再后来，于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年关成了走访亲戚的代名词。
        小时候是很喜欢走亲戚的，妈妈无论去哪一家我都会跟着去哪一家，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亲戚的小朋友穿得新新的聚集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甭提有多高兴了。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越来越讨厌起这样子的例行常规的活动了，尤其是考上大学之后。于是我就不去，但是妈妈非要我去。她的话句句无可挑剔：你是在外地上学的，一年才回来一次，不去怎么行，人家怎么说你？
        我是有个性的人，别人怎么说我有什么关系，随便他们说去。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妈也有她自己的想法。问题是她的想法需要我配合着才能完成。于是和家里就有了矛盾，走访亲戚对于我成了一种不情愿而又不得不履行的义务。凡事一旦成了义务，一切立刻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这可真是一个关口，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对谁都是一种考验。终于，这种矛盾激化了，某一年的春节我在和家里为了走访亲戚的事情大吵一架之后就离家出走了。
        这就是我青年的年关。
        我在家里过年的习惯从那以后就断了两个档期。
        现在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也经历了一些生活，有了一点儿认识。我坚信每个成年人都在过年的时候有着一种无奈中夹杂着惋惜的感慨，也许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关口——回忆的关口。无可遏制的反思总会在某些时刻突如其来，叫你坐卧不宁。每每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需要竭尽全力地把自己从从前的回忆中慢慢抽身出来，然后再置身于现实之中。
        我当然也不例外。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年关再能轻松一如从前，再在追逐打闹中找寻一丝逝去的童年天真。

         卫东将那天晚上的聚会定在了国力酒楼。
         国力酒楼在西安算是档次比较高的一个餐厅，餐厅的老板在酒楼里面挂了一副“欢迎老同学”的红色横幅，很醒目。餐厅里面还装了临时的卡拉OK，刚去的时候音箱里面播放的是《回家》的萨克斯音乐，气氛马上被营造出来了。自高中毕业之后，老同学有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大家多多少少积累了一些人生的经历，见面后有着说不完的话语，从前的事情一件件又复活了，温情的回忆成了一个晚上的主题。
        晚饭之前，餐厅的老板满脸堆笑、忙不迭地把麦克风交到了卫东的手里。别说现在的老板，连现在服务生都只对穿着体面的客户笑脸相迎。卫东很自来熟地接了话筒，清了清喉咙，用比较老练的语气说：今天，我们主要是给远道而来的小秋接风，另外，我们西安的同学平时都忙，也没有机会联系，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大家聚聚。今天我买单，谁要跟我抢我跟谁急。
        有人买单还不好？当然好了，现在工作都不好找，找到的也都是不入流的，大家平时没事谁能来这么高档的餐厅来吃饭？今天有这个机会，谁不高兴？当然，吃水不忘挖井人，人家卫东买单，你总得给人家一点奉承好话吧。于是，男的女的你一言我一语，句句思量着如何让东家高兴。
        菜上来了，荤的素的满满几桌，当然笑话也一样，荤的素的都有。这一次，卫东再也看不到以前的高谈阔论，他一面做着姿势优雅的拿烟手势，一面笑眯眯地看着大家，仿佛自己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与之相反，从前遵规守纪的几个老同学这一次一反常规，一个接着一个地讲着荤段子。说完之后还不忘自嘲地说，这人啊，要虚伪，怎么装怎么都是。大家不免哈哈大笑了一阵。
        吃完饭，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等到聚会结束已经是子夜十分了。同学都从餐厅里面一窝蜂地拥了出来，一番客套地告别之后，然后三三两两地回家了，刚才热闹的气氛蓦然变得冷清了。就剩下我跟卫东两个人了，我提议走走，卫东说好吧。大概一时半会儿我还不能从刚才的气氛中调整过来，所以就没话找话地拼命找。其实，连我自己都发现我聒噪的声音在闷热昏暗的夜里有些多余。卫东一直还是没有说话，只是抽烟。讲到后来，我也不做声了，两个人就这么走着。走了很长一段路，我觉得这么绕下去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堪沉默的氛围了，所以，“我见过李艺了”这几个字不知道怎么地就脱口而出了。
        卫东有些诧异，但是诧异的神情只在他脸上停留了一秒钟，立即就又换成了不动声色的沉默。
        过了好一阵子，他吐了一口烟，幽幽地说：她跟你说什么了？
        我说：没有说什么，她就希望你抽空应该回回家。
        他说：噢… … 
        不知道怎么地，我突然来了脾气，不是为了李艺，而是卫东这样子的态度。我说：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不是因为我跟你是老同学，照着你曾经的那些事情，我早就不理你了。你忘了武莉莉和郭颖吗？我今天来，是为了一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的女孩子来的。不要以为我跟今天吃饭拍你马屁的那些人一样。
        卫东哈哈笑了起来，说：我就说知识分子嘛，果然还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俗人。我们这些俗人跟你们不一样，没有那么高的道德标准。我们就是觉得婚姻生活不行了，离婚就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她不同意，难道让我在她身上耗一辈子。
       这句话如果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没准我还有些不可理解，但是卫东说的那么自然，那么随意，没有一点儿矫揉造作，反倒让我觉得他如果不那么说，他就不是卫东了，谁让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呢？人和人啊！看起来就像星星和星星那么接近，其实心和心的距离却像星星和星星的实际距离那么遥远。
        我叹了一口气，说：果然我还是白来了，今天晚上聚会的钱还是我来买单吧。卫东这时候及时拉住了我掏钱包的手，说：干嘛啊？要跟我决裂，呵呵，不需要这样吧。
        我说：有时候是需要的，你得感谢我，又让你成了今天晚会的主角。
        说完这些，我转身就走了开去。

        说句实在话，我是十二分个不乐意调和人家夫妻之间的矛盾。人和人的关系太复杂微妙了，好心帮倒忙的事情我做过不少。吃一堑长一智，事不关己尽早远离不是一两句口头禅，是前人用无数次行动验证过的真理，落实到生活则是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事之道。不过，那天晚上我打开了那个礼物之后就改变了想法，我决定去找卫东，而且暗暗下定决心，让他和李艺重归于好。
        那个礼物被纸盒包裹地严严实实，足见李艺的细心谨慎。我原本以为这件礼物是李艺给我的东西，打开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卫东曾经送给李艺的。那是一个不大的水晶玻璃球，球里面是两个可爱的小人，一男一女，同时坐在秋千上。开关一打开，伴随着音乐水晶球底部就吹起了类似雪花的东西，纷纷扬扬地洒在这对小人的头上。球的底部嵌着一张自制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写得全是缠缠绵绵卿卿我我情情悃悃的话语。没有谈过恋爱的我，首先是一阵脸热心跳，进而又转为对李艺的忿忿不平，最后则是对卫东的着急上火。妈的卫东，结婚前，你要怎么着，那是你的自由。结婚了，你就得对妻子和家庭负责任，怎么能想不回来就不回来，好歹也得有个说法。
        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点了行装去西安了。西安正是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节，柏油路面给太阳晒得软软的，街道上灰尘四扬，我背着包在街上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了卫东的办公室。不用说，当时我的样子肯定是太滑稽了，脸通红，头冒汗，眼睛前面的人都有些影影绰绰了。卫东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哟，这是哪阵风啊，怎么把我们的名牌大学生吹到我这里来了？
        我来不及多说什么，一进门就随手抓起一张报纸站在空调下面挥舞起来。
        我说：我操，西安怎么这么热？
        过了十分钟我才慢慢冷静了下来，这十分钟里面办公室的电话不断，卫东就半躺在他那张舒服的靠背椅上运筹帷幄地指点东西。我注意到了，三个电话中，他在两个电话的末尾都用了这样一句结束语：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点事都要找我？然后就是及时地电话挂断。半句话后面残余的权力和威严不言自明。只有一个电话，他好像突然换了一个声调，满脸笑容地说：张总您放心，这点事儿就包在我卫东身上了，下个星期你就看效果吧。
        卫东真的是变了，变胖了，变成熟了，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穿着蓝色小棉袄的穷小子了，变得阔气优雅起来了。没有变的还是他一贯的张扬和自信。我说：卫东，你小子行啊，现在干到什么级别了，看样子不错嘛！
        卫东呵呵地笑了，是那种经过生活锤炼出来的笑容，热情又不失稳重。他说：哪里哪里？干什么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嘛！再说，我们这样子的工作怎么能跟你们比，你们是知识分子，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听着他暗藏不露的揶揄，我有些惭愧地笑了。他说：老同学见面不容易啊，今天我就把西安的同学召集起来，晚上我们聚聚，五年时间了，变化都不小。话还没有说完，对门的秘书进来了，对卫东说：卫总，下午一点钟还有一个投标会要您参加呢！秘书的声音里面透漏出一种类似鼻涕的粘乎，让人听后不禁一阵哆嗦。
        卫东对秘书说：你等等。然后又对我说：你看看，我们这些俗人俗事就是多，屁大点儿事情都要我来，没有办法啊！
        他最后一个啊字拖得很长，仿佛在自言自语，却又仿佛透漏出一种显摆之后的满足。我说：事业真是男人的滋补品啊。噢，我倒是忘了，男人的滋补品除了事业还有爱情呢？你结婚了没有？
        问完之后，我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表情。他也看着我，哈哈地大笑起来，说：结了，老婆在我们那儿教书呢。
        我接着问：你现在这么风光，干嘛不把老婆接过来一起在西安啊？
        他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说：为了自由嘛，现在大家不都是要自由嘛！

        卫东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那时候我已经是第二年的补习了，强烈的自尊心让我羞于见任何一个考上大学的旧朋友，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暑假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卫东那个假期也回来了，而且来我家祝贺我了。经过了一年大学生活的洗礼，他变了很多。那一天很热，但是卫东还是穿戴很整齐。雪白的衬衫统在深蓝色的西裤里，腰带和皮鞋一样锃亮，泛着漆黑的幽光。他的头发被摩丝定型得有些过分的一丝不苟，而且一凑上前说话就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种味道将他和他的过去隔离了开来，让我产生了一种陌生的错觉。
        从卫东进入我家门的一刻起，他就一屁股坐定，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一只手叼着“中华”烟，姿态优雅地交叉了双腿，对着我的父母以及邻居大谈高谈大学生活的鸡零狗碎。农村的人天天都在泥土里面打滚，谁见过周围的人这样穿着，而且又是这么口若悬河地谈论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所以不一会儿工夫，院子里面挤满了人。这么多人当中，只卫东一个主角。我的父母显然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儿子马上也要步入这一行列了。听着邻居们羡慕赞叹的话语，不要说他们，连我的虚荣心也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还真是一场闹剧，以至于现在每每想起这件事都汗颜不已。当卫东骑着摩托一溜烟地离开之后，我的母亲就对我说：你的这个同学不简单，知道的东西还真是不少，你以后要是能这样子就好了。说完之后，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唉！你看看人家的大学生穿得这么好，我给你准备的那几件衣服真是太上不了台面了，要么咱再买点衣服… …
        这就是卫东考上大学之后我们第一次的碰面，我和卫东几乎没有说两句话，那一幕闹剧似的表演节目当中，我们都是他的观众。自那以后，我们整整五年的时间没有见面。没有想到，五年之后，我跟他的再次联系竟然是跟他的妻子有关。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单位里面永无休止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让初出茅庐的我头痛不已，所以每年一次十天的探亲假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算是一种身体上的休息，也是一种心灵的修葺。那个夏天我一回到家里，整个人就和工作的那个世界彻底脱离了，天天在家里吃吃睡睡。
        那天我们一家人正坐在桌前吃午饭，突然来了一个同村的小学生，对我说：我们学校的李老师让你有空去一趟她那里，这个是她带给你的礼物。
        我说：李老师？哪个李老师？我不认识啊！
        那个小学生说：就是李艺老师啊，她说她是你的朋友。
        小学生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蹦蹦跳跳地走了，留下了一头雾水的我。我的母亲在旁边调侃说：别是什么以前的女朋友吧，快拆开礼物盒看看是什么东西？
        我说：哪有什么女朋友？要是弄错了人，拆了人家的礼物那就不好了，还是搞清楚再说吧。
        于是，那天傍晚，我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学校。学校里面正是课外活动的时间，小学生在操场上生龙活虎、雀跃飞奔地东跑西逐。小学很小，只有五个老师，所以随便问了一句，一个女老师就把我带到了李艺的房间。我刚一进去，李艺就把门关上了。房子里面有些沉闷，跟外边的气氛反差很大。正当我准备问话的时候，李艺说：我是卫东的妻子。
        说完这句话，她就趴在被子上哭了起了。旁若无人、气壮山河的那种号啕大哭。我呆坐在一边，手足无措。那个时间太漫长了，看着一个无助的放声痛哭的女孩子自己却又无能为力，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一分钟、两分钟，她终于停止了哭声，改成了高低不断地啜泣。我一时找不到话题，慌不择路地说：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她说：一年… …前… …结的。
        我问：你们这是怎么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不是明摆打听人家的私生活吗。其实，从当初的武莉莉到现在的李艺，我早就知道卫东对待爱情对待婚姻的态度。也许现在的询问只是为了验证早已经做出的结论，或者希冀结婚是一种能让卫东做稍许改变的契机。
        李艺整了整被泪水浸湿的被子，理了理头发，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完整地打量了她一遍。瘦瘦白白眉眼清秀的女孩子，气质不知道哪里有一点儿象武莉莉，但是具体哪里又说不出来。她说：自从结婚半年之后，他基本上就不回来了。你说工作的地点在西安，坐车回来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的路，他半年都不见我。我去找他他就哼哼哈哈应付说很忙。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总不能天天追着他吧。我爸妈身体不好，我不想让他们操心，没有告诉他们，我现在就想让你帮我问问，他到底是想怎么样？
        说着说着李艺又哭起来了。
        … …
        从学校走回来的时候，我心情很复杂，耳朵旁全是李艺的哭泣声，操场上不管多大的喧闹声都无法淹没哭声。茫然中竟然发现我手里还拿着李艺给我的礼物。

        在电视电影中曾经看到生日的庆祝，大抵都是祥和美满的场景。偶尔也有生日中的伤心感情戏，但大多也是在一派热闹的场景做了铺垫之后的突发事件，悲剧的成分我早已经不记得了，吸引我的还是蜡烛、生日歌以及许愿的人，最经典的莫过于东京爱情故事中莉香和完治的生日画面了。
        对自己的生日概念一直很淡漠，是因为小时候家里很穷，爸爸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记起过各自的生日，我还有什么资格还去谈论自己的生日，没有那个习惯。直到九岁那一年，到了生日那一天，不知怎么地就缠着爸爸想要一个礼物，究其原因是小朋友常常在谈论各自的生日时互争高下，将我一人晾在一旁，所以那一年突然想满足一下子自己的虚荣心。那天爸爸带着我走到很远的镇上，用五毛钱买了九个又大又红晶莹剔透的柿子，说这个就是你的生日礼物。我真是幸福极了，几乎是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把它们全部消灭光了。
        大了之后，再也不愿意提及生日了。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常常会在狂欢的极至之时心头突然袭来一阵没有来由的寂寞和孤单。于是，对于生日聚会这样子的场景我总是避之唯恐不及。偶有要好的朋友过生日，我都是提前准备好礼物，然后推脱说自己有事，尽量躲开那样的局面，以免重蹈不开心的覆辙。
        29岁生日的这一天，我决定奖励自己一个懒觉。虽然起得很早，却一直赖在床上，思想异常清醒。想着过去的一年中发生的凡此种种，思绪如潮水汹涌。过去的一年中，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却也变化了很多。身边的人，发生的事，跟以往一样都是快进淡出。每天经历的东西，虽然还是一样的循环往复，但是由于心灵年长一岁的经历，竟然有了一种别样的迥异之感。突然发现，生活在循序渐进的平淡之中改变了很多。仁慈的上帝在百忙之中从来都没有忘记我，给了我很多意想不到的朋友和收获。
        一个人绕着操场走了很久，觉得很惬意，阳光很好，空气在清冽寒冷中依稀带着一丝暖意，感染得我一整天都很开心，连导师的批评都觉得是一种关心，虽然这一天还是一样的冗杂繁复。临到晚饭的时候，突然被告知有人请我吃饭，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的晚饭，觉得很惶恐，很感动，很高兴。去了才发现从前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聚会、一顿交流的晚餐，主角是谁都不重要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话语，健康粗鲁的调侃。烛光映红了大家的脸，空气中漂浮着一丝温馨，在我吹灭蜡烛的一瞬间，服务的小姐很好地配合了节奏，及时地开了灯。整个世界都亮了起来。
        那张生日的卡片——我生日上收到的第一张卡片我保存了起来，每当我看到之时心里都觉得一种触动和温暖。所有这些都是我的这些朋友带给我的，我真的想多说几句：谢谢你们！接下来这30岁的最后一年中，我一定会倍加珍惜生活赋予我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他们的失败和自己无关，错的永远都是别人，对他们来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将过错归咎到别人身上，然后用力所能及的措施惩罚别人。卫东就是这样子的一类人。
       经过了这一次短暂的早恋，卫东显得低调了许多。有很长一段时间，教室里面再也看不到他从前那样站在讲台上惟妙惟肖模仿老师的神情，早读的时候也听不到他那惯有的腔调。当然，课余时间男生之间的穷侃是少不了的，卫东也参与其中。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卫东的笑容里面是一种退避三舍的原地止步，没有以往的那种高谈阔论、万事精通的气势。不过，卫东对待武莉莉的态度却是万分决绝，他惩罚武莉莉的方式就是沉默。沉默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可怕的惩罚。
       去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在拜访亲戚的途中意外地碰见了武莉莉，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打扮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的样子，尽管表情中还带着往日风风火火的痕迹。她费力地推着自行车，脸蛋被寒风冻得乌紫，车上前面后面都带了一个孩子。见了我，她很高兴，一面极力地敦促孩子叫我叔叔。不知道为什么，那天见了武莉莉之后我不停地想：如果卫东见到她这个样子，会做何感想？会不会万分庆幸自己当初的英明决断。他一定会这么想。
       高三的补习生活总是很紧张，我们都在惶惶不安中揣测着自己的将来。有了郭颖的标榜，卫东明显有一些不太自信和满足，进而造就了他学习上的无穷动力。这是一种暗地里的张弓拔弩，兵戈相见。郭颖和卫东两个人都在较着劲儿。我们的王老师终于开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希冀出现的，在学习上竞争，别的什么都不要谈。 
       按说生活就会这么简单地过下去，但是后来却出现了一点儿分叉。多年以后，每次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情，我都会不寒而栗，从而对生活中跟我一样的芸芸众生有了一种怀疑和探究，对我身边一个个朋友的内心多了一份居心叵测的防备。我只能说：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你想不到的事情，生活会教你想到。
       快要到高考的前一个月，我们发现卫东开始主动去和郭颖探讨问题。那天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教室里面人声鼎沸，突然卫东就从教室后面的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拿着笔和纸，径直走到郭颖的桌子前大声地问起了问题。这个举动带着卫东以往惯有的夸张让我们惊异不已。按照卫东的脾性，做出这样子的低姿态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郭颖显然显得有些拘谨，想继续怕同学说闲话，想拒绝又拉不下脸，只有故作镇静一本正经地讲解起来了。这个情景有些滑稽，卫东躬着背，站在郭颖的桌子旁边，象一个求教问题的小学生。
       有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次数多了就成了习惯。于是，我们就经常看见教室中头碰头的郭颖和卫东商量问题，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有时候又是会心共笑、心满意足。慢慢地，大家似乎从他们两个人的学习交流中悟出了一点别样的东西，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那是什么。但是种种迹象如此表明，让人不得不想。于是，每当卫东和郭颖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武莉莉。武莉莉的总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这一幕情景，眼泛泪光。可怜的小姑娘大概还想着卫东有那么一天会回心转意吧。
       最后一个月的煎熬终于过去了。三天的高考对于每一个考生来说都是一种总结，对于学习的总结，对于生活的总结。谁说考试不公平，考试永远是公平的，绝对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体现，不仅在学习上，更是在心理上。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波动都会反映在你的考试成绩上。这是我们王老师的原话。
       高考对卫东和郭颖的总结结果就是他们双双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同的是，这一次卫东略胜一筹，他的考分比郭颖高出了十分，他上的重点大学也比郭颖好一点儿。卫东终于达成了一次自己的心愿。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他高兴地忽略了我们这些名落孙山者的感受，一一拜访了班上几乎每位同学。在我家的时候，他和我都喝了半瓶白酒，不过一个是失意的低落，一个是得意忘形的狂妄。他兴奋地说：王老师说得真是一点儿都没有错，考试就是心理和实力的双重较量，郭颖她输就输在心理上了。她以为她真的厉害到让我求教她的程度上了，哈哈，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那时候就是想扰乱她的心，也不看看她长得什么样子… … 她还是不行啊，终究败在我手下了 …  …
       他已经语无伦次了。